203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10年。如果要问到203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了吗?答案是还没有，因为同世界城镇化（西方国家一般称之为城市化）进程一样，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也没有终点，而只是一步一步地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认真贯彻党中央战略决策和部署，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对“十三五”期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全面的规划。其中：2020年城镇化率指标仍然确定为60%，比2015年的56.1%提高3.9个百分点。这一目标是实事求是的，也是积极稳妥并适当留有余地的，经过未来几年的努力不仅完全可以完成，而且有可能超额完成或提前完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是60%，实际完成的指标则完全可能更高一些。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为我们预测“2030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了吗”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一般认为，世界城市化进程有四个规律，即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规律、城市化的聚集与扩散规律、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S型增长曲线规律），以及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区域差异规律。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规律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城市化主要就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使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居住活动开始不断向城市集中。而城市生产活动的积聚和人口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集聚经济效益的强化，反过来又作用于工业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聚集与扩散规律，揭示的是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将会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前期，城市化表现为大量农民进入城镇，他们的居住形态从分散、低层、独居为主变为集约型、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从而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而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后期，则会出现人口由城镇向农村的扩散现象，被称之为所谓“逆城市化”“郊区化”等。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向更高级发展阶段转变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世界城市化的区域差异规律揭示的是世界各地因为不同的历史基础、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条件，导致世界城市化发展速度和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一方面，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大大快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相对较快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存在城市化速度和水平的地区差异。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S型增长曲线规律）揭示的是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在第一个阶段，城市化率大约为10%-30%，城市化处于起步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城市化率为30%-70%，城市化处于中期阶段，这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结束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在第三个阶段，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城市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这又是一个城市化进程缓慢发展时期。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后，每提高1个百分点都是很艰难的。
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为我们预测“2030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了吗”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规律说明，只要工业化进程没有终止，城镇化进程就不会终止，工业化是推动和促进城镇化的重要动能。改革开放以来，受惠于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提升到2015年的56.1%。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我国的工业化同西方国家不同，走的是一条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乡村工业）并行发展的路子，因而，既促进了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的传统城市化，又实现了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这一过程，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不仅不会终结，而且获得了新的动能。
第二，城市化的聚集与扩散规律说明，城镇化并不完全是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和集中这一单向过程，而是城乡人口的“互流”，是一个双向的流动过程。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中后期才出现的所谓“郊区化”“逆城市化”现象，在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了，比如包括城市人才在内的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电商村的出现，在乡村中兴起的“花园城市”等。
第三，世界城市化的区域差异规律说明，城镇化不可能齐步走，地区之间存在城镇化速度和水平的差异是正常的。因为各种条件和区位优势不同，一些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和水平明显高于另一些地区，但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这些原来城镇化速度高的地区尽管仍然会保持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优势，但速度优势将让位于原来城镇化速度和水平低的地区。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1.2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了6.1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但从地区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提升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
第四，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说明，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城镇化的速度是不同的。从总体上看，城镇化进程从初期的缓慢发展到中期的快速发展，再到后期的缓慢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率30%-70%这一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在整个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并不是匀速的快速，而是先快后慢，时快时慢。
对2030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几点预测
基于前面的分析，对2030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远景还是可以作出一些预期的。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望接近70%。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是60%，因而未来几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只需要提高0.87个百分点就可以了。从“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提高1.23个百分点的实际情况看，“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提高0.87个百分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仍然能够保持这一速度，203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超过70%。考虑到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处于第二阶段的后期，城镇化速度的下降将是必然的，“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将低于“十三五”期间，更低于前几个五年规划期间，但仍然会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速度，因而，203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70%，这是比较有把握的预期。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会缩小。我国的城镇化率指标同欧美国家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从国际上看，城镇化率达到70%，城镇化进程就基本完成了。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同欧美国家所讲的城市化率70%，并不是一回事。主要是因为我国在计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时的“分子”即常住人口，也包括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户籍的常住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只是处于一种“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状态。因此，国家有关方面早就提出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在此基础上，在2020-2030年的10年间，在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下降，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的双重作用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
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调整。2013年，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解决地区之间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经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重点解决的课题。到2030年，这一不平衡格局有望得到调整。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东部地区城镇化速度已经出现拐点，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而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将保持一个比东部地区更快的速度，地区之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将缩小；二是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将加快城镇化进程；三是国家一系列特殊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也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城镇化不平衡格局，比如解决“三个1亿人”的政策，特别是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对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将产生明显的作用。
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将淡出历史。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在破解城乡二元体制上采取了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破解城镇内部二元结构问题上，国家强调要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为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等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可以预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城镇内部二元结构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再过10年，到2030年这一结构有望淡出历史。当然，这是很乐观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