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建雄在开幕致辞中强调，本届研讨会是为优化新时代营商环境，共同铸建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新时期民营经济法治保障，护航民营经济健康长远发展而举办的。重塑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商关系，是“十四五”民营经济最根本的法治保障。保障民营经济合法权益，应该多策并举，把保护好民营企业财产权及其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胡德平做了即席讲话，进一步强调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指出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企业家和公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随之增长。司法机关只有做到像习主席所说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才能有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才能体现我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广大企业家和党员干部应该学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发史，同时还要学习法律知识，积极参与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事业。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总教育长王瑞璞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不仅党员干部应该学习百年党史，企业家也应该了解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的历史，要通过党史知识和法规政策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同时，民营企业家应该依法合规经营管理，企业遇到权益受侵害要依法维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遇到问题“不找市长找市场，不找关系找律师”，养成依法办事和法治思维的习惯，不要迷信潜规则，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好转。
中宣部老干局党委书记马栓柱重点解读了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8条中的12条，介绍了国家司法机关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包括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出台的一些列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的司法改革政策，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还就“十四五”规划期间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7条建议。
中央纪委宣传部原局长闫群力发表了《构建新时代“亲·清”政商关系》的简短演讲，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亲、清”政商关系为政府官员与商人交往划好底线、边界线和警戒线，还透视剖析了近年来一些典型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违纪违法案件形成的原因，提出正确把握“亲、清”政商关系的尺度与方法。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研究员唐元在题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大走势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机遇》演讲中，分析了“十四五”时期影响我国未来经济走势的四大因素和“十四五”到2035年国家面临的八大战略选择，提出民营企业要重视品牌、信誉、定位、创新、环保，才能提升国际竞争力。曾经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多年的唐元，结合自己从事宏观经济决策、产业政策研究和企业调研经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国家企业”。他大胆建议，今后政府对待不同性质的企业不要再用过去的所有制形式，而应该按照企业税收贡献、品牌影响、守法诚信度、安排就业、社会责任和对国家经济贡献的大小论身份、给政策，分别将企业评定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国家企业”，这样既可以对企业给予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同时，还可以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评定企业贡献率和企业家作用，让懂经济、懂管理、德才兼备的优秀企业家通过组织部门的考核、选聘、竞争程序，直接进入同级政府和政协领导班子，参与地方政府治理决策和政协建言献策，让这些经济界的精英人才不仅不再考虑移民，还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主持人在下午研讨会闭幕的总结点评中强调，如果设立“国家企业”制度，必然会彻底改善政商关系，提高政府和企业的双重积极性。因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经济上不缺钱，做官后没有必要收受贿赂；企业家靠政绩得到公开选聘，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不需要金钱铺路得到升迁，可以避免买官卖官，优化和改善政治生态。
原中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副所长姬广勤在《懒政不作为与滥用职权的治理》专题演讲中分析了当前“懒政”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剖析了懒政产生的根源与实质，提出了解决懒政不作为问题的三个基本对策：第一，把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第二完善党纪法制监督和人民监督、舆论监督；第三，鼓励和提拔重用那些干事创业、政绩突出的干部。主持人在总结点评中建议，借鉴国家已有的失信惩戒制度，中央决策层可以探索建立“干部不作为懒政惩罚制度”，比如对混日子、不做事的懒官接到群众举报、调查属实后，网上公示，敦促立即改正，可以称之为“懒政黑名单惩戒制度”，对限期没有改正的党员干部依纪依规给予处分。
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所长谢鹏程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企业合规与民营企业发展》的专题演讲。他分析了世界企业合规发展的历史，重点介绍了美国企业合规走过的历程，认为美国企业合规管理不仅避免企业风险，还增加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美国对境外企业和跨国供应链法治化的“长臂管辖”。相对而言，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推广还不到10年，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合规是企业自治的先进的法治化管理技术，要求企业至上而下全体员工做事必须有章法、有标准、合乎法律和行业规范、企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谈到保护民营企业的法治手段，谢所长指出，必须严格划分企业犯罪与企业家经理人犯罪的界限，及时切割管理者犯罪与企业犯罪，有利于企业在涉及刑事犯罪调查处理过程中确保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不受影响。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家犯罪，必须区分罪与非罪，对轻微犯罪尽可能采取行政处罚手段而不是逮捕判刑的刑事手段。建议国家修改《刑法》时，借鉴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保护制度，减轻对民营企业家因经营活动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比如在执行最高检“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的宽松司法政策的同时，探索对民营企业家犯罪设立“附条件不起诉”，敦促企业在3-5年内推行法治化（特别是消防、施工安全等）规范化管理，既没有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又实际降低了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还避免了民营企业家的牢狱之灾。这是一项利国利民利企业的立法修法改革。
国家出版署退休干部、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专家张铁林发表了《如何防止滥用司法权插手涉民企经济纠纷》的演讲。针对一些地方党政和司法干部插手涉民企经济纠纷，把合同纠纷和经济纠纷升格为刑事案件，从中谋取好处。还有，法院审理涉及民企经济纠纷的久拖不决，司法程序空转、虚假诉讼剥夺民企合法财产，民营企业胜诉后执行难，“赢了官司输了生意”等问题。从司法角度提出了几种有效防止涉民企冤假错案发生的改革措施。
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秘书长朱崇坤在题为《民营企业职务犯罪预防》的演讲中，提出一个崭新的观点。他认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既然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那么在企业反腐败和职务犯罪立案查处方面也应该平等，才能解决民营企业经理人和关键岗位员工职务侵占犯罪多发问题。民营企业常见的职务犯罪包括职务侵占、收受贿赂、挪用资金、泄漏商业机密、从事竞业禁止行为或关联交易、为亲友非法谋利、怠于行使职权、滥用职权等。民营企业反腐败，内部的力量非常弱，而司法的手段又存在立案难、取证难、构罪难等问题，需要法学专家深入探讨。
国策智库专家、王牌智库首席专家上官同君在《如何系统解决民营企业法治困境与难题》的演讲中，提出从根源上改善政商关系、权钱交易的系统解决方案，即“让商人挣钱、让官员升迁”。新时期系统解决民企法治困境和营商环境问题，建议地方政府导入“专家治理 专业理政”的智库服务模式，切实改变“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恶性循环，通过智库机构对政府招商的系统辅导、资源对接、项目落地，实现投资商人、政府官员、地方百姓多元共赢的招商合作新策略。
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秘书长安卫华在《遏制任性执法 强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建设》的专题发言中认为，当前我国当前民商环境令人担忧，不少地方以政代法，行政强行干预企业，吃拿卡要，随意执法，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诸多障碍。针对这些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加大民营经济法制建设与实施力度，追究行政违法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追究擅自朝令夕改、出台“土政策”的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建议按照《民法典》规定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物权；建议注重区分违法与违规的边界，依法慎重使用强制措施；建议及时处理涉民企冤假错案；建议突出解决“任性执法”、执法扰民、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
民主与法制报社编辑林波、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开堂、国策智库专家邓江博士、中国贸促会国际仲裁员李艳婷、民意网主编朱以山等其他专家、学者、律师紧扣本次研讨会主题，围绕“法治保障实务”、“民营企业发展导向与风控”、“民企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专家演讲会后，会上组织了学术研讨互动，来着各地的企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积极发言、提出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现场专家分别为其解答，提出有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研讨会在与会代表热情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李玉国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