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费难以统一标准
韩冰所在的镇计生办有十几个人，分为药计、统计、办证、手术、收缴计生费等几个部门，其中有几个人专门负责收缴计生费。
今年，他们收到了50万的罚款任务，这个数字是上级部门按照前一年的平均外生数，制定的当年罚款数，“各地情况不一样，罚款数额也不一样。”
“外生认定全国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是以河北省的标准为准。以女方户口为准，农业户口，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间隔三年半，或者女方满28周岁，就允许要第二个孩子，由村计生专干把相关资料送到镇计生办，然后上报市里，发给二胎证。”韩冰说，按照有关规定，如果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就不允许再要第二个孩子了。
这种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还生第二个孩子的，通常被称为“纯外生”。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如果间隔时间不够生第二个孩子的，就是间隔外生。“纯外生罚款按照当地人均年收入的2.5倍罚款，间隔外生一般按照间隔时间差罚款。”
在黄溢智看来，社会抚养费收取比较混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明确的标准，此外，征收的程序也有一定的问题，“征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大。”
“故意不一样，”梁中堂说。关于“外生”国家没办法制定统一的标准，因为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目的来看，是想限制和不允许生孩子。但不同的超生对象，收入又不一样，所以不好制定统一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生育部门就因人而异，要每一个人几乎拿不起，又不是绝对拿不起，拿起来心疼，致使你不敢生孩子的罚款。”
梁中堂说，如果全国有个统一的标准，那么一定有一些人可以轻易地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他可以任意地生孩子了，“标准不会统一。”
一般来说，纯外生算下来要交的罚款是4.5万元左右，但实际执行下来的数额也就1万多一点儿，有些甚至只有七八千元。“要看找的关系硬不硬。”韩冰说，他上班这么长时间，只有一户人家找了很硬的关系，几万块最后只交3000元，“间隔外生罚不了多少钱，也就几千块，也有最后只交几百块的例子。”
公开资料显示，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抚养费项目孕育于2000年，开始于2002年。社会抚养费的前生一是“超生罚款”，二是“计划外生育费”。
2002年9月，《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下同)开始施行。《办法》的第十条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
但《办法》中同时要求各地政府保障计生工作的经费供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社会抚养费回流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有钱了，钱怎么用的，这在各级政府的公示栏上都没有任何的信息显现。吴有水、陆妙卿等十几名律师想知道的就是这一点—钱怎么花了，花在哪里了。
显然，从目前各省市的回复看，吴有水现在都还没有得到想要的信息。
韩冰说，每次开会，他都会和其他乡镇的同行沟通，让他吃惊的是，一些乡镇一年的外生数才三四个，有些乡镇甚至是零，“考核分数可能高，但也没有钱啊。”
按照韩冰的说法，各地对计生费的征收积极性很高，是因为“有利益牵扯”。大多数乡镇年底的开支就靠这笔钱了，比如每个人的奖金，比如一些重要关系的维护等。韩冰说，除了大家都有的，计生人员还有单独的奖金，“因为这笔钱是我们收上来的。”
他给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整个乡镇到年底会发几千块的奖金。计生人员一个月几百块的补助，年底也会统一兑现。此外，计生部门还会给本部门的人一人再发一千多，除了这些钱，在计生部门的几个核心人物，还会额外地再发几百块钱。
收费如同拉锯战
在吴有水的调查中，收钱不给发票，上面下指标任务，按比例返还费用等现象比比皆是，“返还比例最多的甚至100%，80%给乡镇，20%给县里。”
对此，韩冰有些异议，“现在收费不给发票的现象少多了。”他说，1994年之前，收费确实没有发票。就是计生干部或者计生专干把钱交到当地的计生办。9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有发票了，也就是那时候社会抚养费进入了国家财政当中。“不过确实有私下收钱后，让村民少交罚款的现象存在。”
韩冰所在的乡镇下属有30多个行政村，这些行政村各设有一名计生专干。一个市，差不多有几百个这样的行政村。每个月有固定的一天，计生专干要到乡镇计生办上报本月本村育龄妇女的生产、怀孕等情况，同时要替一些村民办理一胎证、二胎证等证明。韩冰说，其实就是准生证，只有办理了准生证医院才给开医学出生证明，也只有拿着医学出生证明才能到派出所上户口。“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
计生专干要正常务农，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村里转转，看看谁家的媳妇怀孕了，看看是不是属于超生。毕竟一个村没有多大，村里有个大小事情，很快就会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很多的时候，计生专干会来替村民说情，让计生办罚款的时候能减免一些费用，“我们表面上说是给他这个面子，但实际上还是找到能说上话的人比较管用。”
但因为基层计生工作主要依靠的就是计生专干，所以即使计生专干说情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但韩冰和同事们通常会给计生专干一个感觉，那就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说话确实挺管用的。
韩冰举例说，比如外生费按照人均收入算下来一个要罚四万五，因为有计生专干说情，那就罚两万吧。“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可能罚那么多，这样的话，不如把面子卖给他。”
外生费的收取远比想象中的困难，收费是一个拉锯的过程。韩冰回忆，他经历过的收费，最快的一个月，最慢的甚至拖了好几年。“还有村民会先给你3000元，然后就拖着，等再来催的时候，再交2000元。催我，就交点儿，不催也就这么过去了。”
但其实这笔罚款早晚都得交，最后实在不交的，可以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韩冰说，现在每家每户都会有点存款，或者有拖拉机、小面包车等可以变卖的农业生产资料。
不少基层乡镇的计生工作人员和吴有水抱怨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指标、征收等各种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他们说目前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难度很大，村民的抵触情绪很大，我想一个法律法规受到如此的争议，那可以说这并不是一部好的法律。”
实际情况是，为了卡外生，能让罚款顺利到位，每个计生办都会想尽各种办法，韩冰的做法是和派出所的户籍科协同，没有计生办的章不允许上户口。
除了收取外生费，乡镇计生办还要应付上级领导部门的各种检查。每次检查的时候乡镇计生办都会提前收到一个通知，但上面只写有检查的时间，不会提会去哪个村。韩冰说，有时候是市里的检查，有时候是省里的检查，这时候他们也是全体总动员。
“这样的检查一般要入村入户，比如检查人员一个村就会找人问，张三家是不是两个孩子啊，李四家是不是一个孩子，男孩还是女孩，是哪一年生的。”
韩冰对此不得不提前准备，因为“省里的检查不是走走过场”。
(文中韩冰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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