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中，确定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62个地方开展试点，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
自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之后，“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在政策层面出现的频率超乎寻常的低，市场似乎也逐渐淡忘了这一“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然而，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到“京津冀一体化”，再到最近热门的“长江经济带”，围绕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布局框架正在逐渐清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产业结构合理布局、生态环境优化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也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我们仍然重申在改革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之后，2014年也将成为全面展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起步之年，这也是改革措施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着力点，我们在年度策略中也强调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是投资主战场，年初以来，丝绸之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建设已经陆续展开，或将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支撑。
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下的三重断裂带，即GDP锦标赛动力的丧失期——改革红利不能充分协调发挥合力期——全球化红利暂缓释放期，以及发展的断裂带、改革的断裂带、全球化的断裂带，这一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新型城镇化即我们所强调的深度城市化，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够大投资与需求层面的想象空间，将与消费升级、人民币国际化共同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将成为中国经济冲出三重断裂带的重要抓手。
首先，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在增长动力方面，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将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30个超级城市群之间的比赛，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导。通过丝绸之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实践建立起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同时可以在范本建设中大力推进PPP，即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
其次，这也同时涉及第二个断裂带——改革断裂带的修复。日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意味着这一引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有望尽快出台，为进入深水区的改革破解难题。而财税体制改革正是新型城镇化建设重要的资金保障。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地方政府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以满足新增居民的公共需求；另一方面，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经营模式转变，要求地方政府将土地增值收益与被征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按比例分享，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地方政府的可用资金。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和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的城镇化支出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解决途径也将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地产税的完善等，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控股、参股或者以BT、BOT、PPP等市场化模式参与投资建设运营，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核心亮点。
最后，在全球化大循环出现局部断裂的情况下，中国应该以自己为主建立自己的内循环或者小循环，一方面，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绿地投资，如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来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通过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结构激发内需潜能（投资+消费），形成内部的自我循环。
未来的产业分布将逐步形成“东部研发、西部资源[2.78% 资金 研报]和中部生产”的立体产业结构，主要围绕“三纵两横”而分布。所谓“三纵两横”，即以欧亚大陆桥通道（亦即丝绸之路）、长江黄金水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地区、京哈-京广沿线、包头-西安-成渝-昆明通道为三条纵轴。未来在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弓状地带”，通过产业合理布局和产业升级，形成多个产业集聚带和“三纵两横”超级城市群，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吸引周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镇工作，同时实现其市民化的转变，由此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第一线，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三大东部城市圈将进入城市精细化管理阶段，切实改善民生，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同时高端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贸易航运逐步取代普通制造业成为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经济流量。从城市群的产业带动性和辐射效应来看，北京对于天津和河北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辐射效应，相反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北京由于是首都，使得人才、资源逐渐向其集中，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同时，经济相对更为繁荣的北京成为京津冀大部分外来人员的首要选择，但是由于承载能力有限，北京既要作为首都行使政治职能，又要承担吸纳人口的重要任务，明显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未来推进京津冀三地区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年初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出的核心背景。
第二线，中部城市以京广线和长江黄金水道交叉的中原经济区、皖江、武汉、长株潭、成渝经济区构成核心的“产业转移黄金十字架”，完成产业转移和升级，调整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现代制造业产业结构和集群布局，这也将提供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强调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长江经济带覆盖五分之一的国土，GDP占全国的45%，人口占比接近40%，是我国制造业的核心区域。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可以把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形成强大的发展新动力。
第三线则是地缘和能源的敏感带，它们是稳定中国周边的关键棋子，其中有的提供能源基地以及能源线路布局，有的则是沿边地区贸易和交通中心，中国在整个亚洲伸展筋骨正是通过这些地缘敏感带实现的。尤其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建设好新疆，也就抓住了中国通往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而立足新疆推进中亚战略，则能打开新亚欧大陆桥，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贯通东中西部产业分布的核心是建设全方位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高铁、重载货运铁路、高速公路网、内河江海联运网、油气管网、智能电网和光纤、电子通讯等广义通道。
城镇化并非规划出来的，一方面是人口非农化，另一方面在于产业结构非农化。产业结构升级是深度城市化的核心要义之一。“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使自然条件不同区域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可以有效避免脱离当地实际情况的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在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的紧密衔接，也将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从投资层面来看，在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中，首先值得关注的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航运、高铁等城市间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及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供水排水管网升级等；其次，深度城市化的推进将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物流、金融、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健康、养老、信息消费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最后，构建区域协调、统筹治理的生态保护机制成为新范式，对于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