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田一位老人的三次申请
培田之于连城，就像西递之于黟县，在福建旅游的概念中，它如同永定的土楼或梅州围龙屋一样，是“中国南方庄园”，是福建的“民间故宫”，是初到客地的外人第一眼看到福建的窗口。
我们的连城之旅，便从这样一个再恰当不过的地方开始。村口的高大牌坊是入村第一景，旁边两架木制老水车缓缓转动，绿树下水声叮咚作响。培田古村落保护与研究会副会长吴美熙老人，已挎着单反微笑地在水车旁等候我们。培田村清一色为吴姓同宗，吴姓先祖在培田开基，吴美熙的“熙”字代表他是第23代。老人告诉我们，培田村的古民居建筑群，大体由6座学堂、2座书院、3座庵、2座庙、2座碑坊和20座古祠、30余幢民居，以及1条千米古街、5条巷道、2条贯穿村落的水圳组成，是一个罕见的富有明清建筑特点的古建筑群落。
老人还告诉我们，如今眼前的一切，都要从二十多年前的工作开始说起。吴美熙本是培田村的小学校长，小学当时沿用培田著名的南山书院作为校舍，书院年久失修近乎危楼，朋友便建议他为南山书院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人便投入到培田村包括南山书院在内的史料、建筑、艺术文化等整理工作，开始了只有独自一人的漫漫申请路，那时，陈逸飞刚刚画出《周庄》未及轰动，婺源的绿茶完全不为世人所知，古村旅游在国人眼中，还是一个完全不能称之为“概念”的构想。
第一次申请因程序错误而被驳回、第二次因将古村落与古庙捆绑申请而被斥为“迷信”……直到十三年后，他才为培田争取到了县级文化保护单位的称号。长期努力的回报却并不仅限于这个头衔，2001年，声望初起的培田吸引了大量海外学者和人类学家，凤凰卫视、新加坡电视台和巴黎电视台也纷至沓来，老人如今说到这里依然笑得很开心，因为从那以后，培田的古建保护便开始备受重视，终于一点一点完善成今日的面貌。
也正因为有了老人当年的奔走，培田村才有了充分的财力与人力，避免了中国很多古村落发展中被人诟病的地方：这里有齐全完备的基础设施，老村的电线、水管已在1.培田村的古建筑里有着在中国古村中所罕见的文化含量，布局合理，工艺精美，在培田村村口，大夫第云墙上“碧苔芳晖”的周围，已满是“绿芜墙绕青苔院”的苍凉厚重。改建时被埋入地下，村内对于在老村中建造新居的行为绝对禁止，为了应对人口膨胀，特意再选新址建造了“新村”。
走在培田路上，一栋栋毗连而建、檐牙高啄的祠堂或民居固然令人心折，但其内布局如小型皇宫般严整的“九井十八厅”才是真正体现了客家文化中独有的家族内涵。“客家”本身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但是，在异地必须抱团以求生存的客家人的确将家族的概念扩大到宗族，形成了以血脉为纽带，具有祭祖、宗教、文化、教育、仲裁等功能的庞大氏族体系，并通过建筑的外在形式，体现对家族制度的重视和传承。于是，九厅的空间与功能也就有了明显的高下区分：上厅供祭祀、族长议事，中厅接官议政，偏厅会客交友，楼厅藏书，厢房横屋则供日常的起居、炊沐之用。
在一座座内有洞天的院落之外，培田仍然是一座小巷清幽、庭院深静的古村，带着在中国古村中少见的安详的活力。年轻人们在路上行色匆匆，孩子们在巷角游戏，老人们在街边晒着太阳或卖些自家蔬果，对着我们的相机露出平和的微笑，也许正是这样宁静淡然的乡村，才能让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凭一己之力为之不懈奔走了二十年，并在如今，依然精力十足地挎着单反，继续着自己的脚步。
四堡乡间寻墨韵
车子沿着不甚平整的路面驶过一座又一座山，冠豸山那样好似斧砍刀削般的山岩渐渐从视线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生长着矮树的山峰。四堡乡就是这一片毛茸茸的群山之中的狭窄盆地，闽西地区常见的“九曲十八弯”的河流照例蜿蜒地穿行其间，已是秋日的午后阳光中却依然躁动着夏日的明媚。但沐浴在阳光下的四堡，仍有无法掩饰的破败气息，从风雨剥蚀的砖墙、裂纹丛生的木棱以及长着青苔的砖缝中溢出。
走在鸡犬相闻的巷里，却感到四堡的一条条石板路似乎比培田更加曲折无序，与周边农田的齐整有序相去甚远，两个村落也都缺乏显而易见的对外出入口，在民居里折返穿行，不经意一抬头却发现前方已是农田。心中的疑问还来不及脱口而出，当地领队小王开心地招呼着走在后面的人：“到了到了，大家进来啊。”
这座位于四堡乡政府旁的雕版印刷展览馆原是座古祠，有着比一般民居更宽广的院落。雕版博物馆的馆长老邹热情地迎上，引我们逐室参观。四堡的先民来自中原地区，为了逃离是非不断、动乱连连的故乡，来到并不适应的闽地水土。今时的我们自然无法体会“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酸楚，但如今留下的一座座严谨的“回”字形建筑，仍清晰地昭示着他们对于读书的敬意，以及内心深处对于陌生地域的防备。
由此，老邹解答了我之前的疑惑：避难的中原人在这块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蛮夷之地，为了自保，只有用消极的方法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办法就是如我们所看到的，将内部秩序通过村庄的外在尽量表现得零散无序，隐蔽入口、模糊路径以迷惑外敌，同时又从内在认知上严谨规划，增强秩序性。至于那些古书坊内秩序井然的宇坪、围屋、厅堂和横屋，乃至门楼外弯月形的池塘或水圳，无不是四堡先民们用心良苦设计的“作坊+住居”模式，他们将书房的文化格调与书坊的商用功能合而为一, 把内心深处的文化情结毫不掩饰地运用于建筑的各个地方, 譬如鳌鱼形的屋脊雕饰，八字形的门楼平面，以及宇坪院外卵石铺地的书卷、龙凤等图样。
建筑如是，印书更如是。我们在博物馆中不仅看到了老旧的切纸刀、刻版刀、压书机和石槽墨缸等古代印刷器具，也看到了从民间征集来的数量可观的木雕刻版、印本。老邹叹息着说，这些雕版才是冰山一角，四堡在明末清初时盛况初起，印书数量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而且规模与形式也较江南等传统文化重镇更为自由：既有在四堡首印的《金瓶梅》，也有将《三国演义》与《水浒》这样不宜老少同读的书装订一册的合订本，四书五经、农学医药、小说诗词、星相佛经等更是不可尽述。由四堡通往外埠的北线、南线、西线三条水陆通道, 不知运出了多少书籍，奔走过多少书商。据传，国家历史博物馆里保存的一千六百多块雕版，有一千五百多块都是连城的，还有大量的雕版至今散在民间，被贱卖或私用。
一位老妈妈走到我们面前，在我们每人手中放了一张雪白的宣纸，并拿出一块裂痕斑斑的老雕版抹了油墨，我们覆上纸张，用刷子轻刷纸面，雪白的宣纸上立刻出现了雕版上的图样文字，笔法纯熟，浑朴凝重，浓淡相宜的墨色泛着无法言说的美。我们将带着墨香的作品迎着风晾干，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当然，这样简省的过程并不能如实反映出雕版印刷的全貌，在我们轻松地撷取最终成果前，还有制板、写样、天头、上板、雕刻、印刷等多道工序。这也是四堡如今衰落的主因，在先后经历了新兴的印刷工艺和生产模式的冲击后，在嘉庆、乾隆时到达鼎盛的四堡雕版业“至咸、同以后乃不振”，最终在民国时永远地衰败、沉寂下去。
其实，并非所有人都遗忘了这里，美国俄勒岗大学教授包筠雅、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咸部彰等海外学者曾先后在这里长期驻停、调研，包女士的新著《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已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被誉为“迄今研究清代印刷出版史最为深入的成果之一”。只是，远隔太平洋的学术研究浪潮却无法滋润这个深藏于闽西盆地的小小乡村，无论从旅游或文化角度，雕版印刷即便有着国家级非遗的头衔，却依然如同久置的墨汁般无可避免地干涸。
芷水长流酒飘香
如同培田和四堡，芷溪也是一座古村，但在这里，却让我看到了古建、民俗与文化保护的另一种可能。
这个有诗意的名字因古时村边溪流两岸长满芷草而得名，而我与芷溪的渊源也是从一个名为“芷水长流”的芷溪本地论坛开始，如今在村口迎接我们的，正是网站的创建与管理者杨天鑫。如果不是亲自到此一游，很难相信，这个位于连城最南边的小村，以大于培田村数倍的面积，容纳着比培田更为种类繁多且数量巨大的古建和宗祠，这也是小杨在路上反复和我们提及的，芷溪的“客家大宅门”美誉的由来。至今仍于芷溪伫立的74座古宗祠与139栋古民居，便是这种文化传承的最直接证据。
与清末逐渐衰落的四堡不同，芷溪在彼时已发展成为号称“千烟之家”的大村落，建筑规制更为华丽宏大，但又各具特征。在堪称芷溪村地标景点的黄氏家庙前，高高翘起的檐角和两边镇守的石狮象征了黄氏家族曾经的殷实，集鳣堂门楼上，由清书法家何绍基题字的“南离辉映”，采用减笔以小心翼翼地避讳和“制化”，培兰堂的门楼至今能看到色彩斑斓的砖雕，以及各种刀法细腻的神兽雕饰。
日已西斜，相比于暮色中的古建，热腾腾的美食才是最令旅人心动的，小杨带我们去当地一户旅店住下，老板与小杨自幼相识，好客地捧出一桌子当地美味。热腾腾的客家芋子包有着完全不同于北方饺子的细腻口感，客家酿豆腐鲜嫩香滑堪比淮安名菜平桥豆腐，当然，最具特色的要属涮九品，以客家米酒涮上好牛肉，待酒开后从汤中捞取三分之二牛肉另起一盘配料爆炒，以汤酒配九品，汤香肉嫩，方是客家人喜好的“熟、陈、香”那一口。
米酒文化也是芷溪的特色之一，但令我和摄影师惊讶的是，一瓶瓶用青花瓷图案设计的修长米酒瓶包装时尚，在一桌子乡土野味中格外鹤立鸡群。于是，循着米酒的源头，又牵引出一段并不算漫长但仍令人慨叹的故事。
